父亲张申府先生在“一二·九”运动前后

张申府

1935年的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爱国运动，我的父亲张申府参加领导了北平文化界救亡运动和“一二·九”游行，后因此获“罪”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失去教职，几乎失去性命。

01、“我从来不怕死”

1931年，父亲被清华大学聘为哲学系教授，讲授逻辑学和西洋哲学史等课程。当时，父亲和冯友兰、金岳霖、邓以蛰同为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人称“四大金刚”。金岳霖和父亲是讲授逻辑的主要教授。

父亲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讲课时广征博引，深入浅出。他十分重视逻辑课的教学，在为一年级开设的逻辑选修课上，他把抽象的逻辑学内容讲得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吸引了不少学生。一位学生在清华校刊的《教授印象记》一文中曾经写到，每当遇到张先生，“便记起一年级的逻辑课来”，张教授坐在讲台正中，戴着眼镜，“一面讲，一面望着下边，右手拿着粉笔，在桌上随便画圈儿，有时也转过身去在黑板上画加减号和AEIOPQ集合起来的公式”。

学生们喜欢听父亲的课，一是源于他的教学，还有重要的一点是他常常利用讲坛宣讲时事政治，宣传抗日救亡。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我国的侵略战争，东北的大好河山被日本侵略者占领，3000万东北同胞成了日本侵略者任意奴役、宰杀的亡国奴，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继侵占东北之后，日本侵略者沿着北宁铁路占领山海关，接着又占领热河和喜峰口、古北口等长城主要关口，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1935年，日本侵略者阴谋策动华北事变，妄图以“自治”的名义把华北五省变成它的殖民地，民族危亡到了千钧一发的关头。面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日本侵略者的步步入侵，父亲在每次授课之前或快下课时，都要利用一点时间把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局势讲给学生们，让学生们更加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抵御外侮。

著名历史学家、1934年入读清华大学外语系的赵俪生先生曾经告诉我，他当时也选读了父亲的课。他说，选听张先生课的人特别多，常常是窗口上都是听众。“他的课，名为逻辑，实是政治评论，是借讲坛作为他宣扬进步观点的场所。更具体说，就是骂蒋介石，指斥国民党反动派。”

父亲的爱国行为遭到国民党当局和一些右派学生的忌恨和攻击。

父亲住在清华照澜院9号，每天到校上课，都要走过一座桥。有一天父亲到学校上课，看见桥上贴满了反对自己的标语，上面写着“打倒张申府”等。显然这是有人以此诋毁恐吓父亲，父亲对此根本不予理会，照旧去上他的课，后来那些标语很快就被学生们洗刷干净了。

这一招未吓倒父亲，敌人又采取了更加卑鄙的做法。赵俪生先生回忆了这样一个片段：张先生素来不点名，所以选了课不来也没有记录。可是有一次“风云突变”，张先生点起名来了。当时每个学生都有一个选课卡片，上边写有学生的学号。张先生手里拿着一大把黄色选课卡片，一张一张拿出念了上面的学号，被叫到的人站起来，张先生问姓名、系别、年级。张先生念到“2293”，我站起来。“姓名？”“赵甡。”“噢，就是在《清华周刊》上写了两年西洋杂志论文编目的学生吗？我记得这个名字。”“是的。”“请坐下，Mr.赵。”

之后，一个个过关。

好不容易把卡片对完，自然还有大量学生没有选课卡，也就是旁听的。“你们都是旁听的吧？”张先生问。大家轰然作答。

接着，张先生嗖地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随口说，“我收到一封信”，然后把信对着听众展开。信封上原来是一幅画：中间一个人，身上写着“张申府”三字，两旁有两把手枪对人射击，还画出弹火飞迸的火花。旁有一条标语云：“第三党万岁！”

“谁写的？请站出来！”张先生声色俱厉地说。课堂里顿时鸦雀无声了。好半天，张先生把语调缓和了一下：“说我是第三党，大概是由于我认识邓演达先生吧？是的。可是我要说明，我在认识邓演达先生之前就认识了蒋介石先生，我还认识朱德先生。这怎么定我的党派呢？”

张先生又停顿了一会儿：“当然我知道，听课的人很复杂，南京励志社的也有，云南省党部的也有。我不是傻子。其实写这封信的是谁，我是知道的，他就在教室里，不过没有勇气站出来罢了。至于我本人，我声明，我从来不怕死。”

下课铃响了。“看起来是怯懦的”，张先生说，“现在下课”。大家怀着各不相同的想法走出教室，但有一个想法是共同的：社会上、政治上的复杂矛盾和斗争，已经冲击到高等学府逻辑课的教室中来了。

赵俪生先生以生动的笔触，绘声绘色地记录了父亲的“课堂教学”。

1923年在德国柏林，左起：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光宸

02、引领学生研读马列著作

父亲推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在课堂上也经常指导学生阅读马克思、列宁原著。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的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曾以《这件事我得感谢张申府先生》为题撰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其中写到：

有一件在我的人生道路上产生了相当重要影响的事，我得感谢申府先生。

这件事的经过是：1935年夏天我“参加革命”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一点零零碎碎的了解，对这有比较深一点的认识，是在1936年上半年阅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之后。在“一二·九”运动时，清华的革命同学，都知道申府教授是支持我们的。1936年上半年，是我在清华大学学习的最后一个学期，由于对申府先生思想和人格的敬仰，我选了一门他讲授的“形而上学”。这门课每周只有两小时。在课堂上，他常常离开课程本身去讲时事，把启发学生去搞抗日救国的觉悟看得比传授形而上学的知识、讲自己的哲学观点更为重要。虽然如此，我还是在课堂上听他讲物质、意识、时间、空间，讲维也纳学派的哲学观点，等等。我这里要讲的一件事，是申府先生为学习这门哲学课的同学开了一张十几本参考书的单子，在这张参考书单子里就列有上面说的恩格斯和列宁写的那两本书。在当时沾上了一个“马”字就会受到迫害的国民党统治区（当时听说有一个学生因为手持一本《马氏文通》而被拘捕），申府先生把这两本书列为参考书，是很要有一些勇气的。清华大学的规矩，教授们开的参考书，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就把它们从书库里取出来，同学们看这些书非常方便。我就在图书馆把这两部博大精深、逻辑严密、论辩尖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巨著（是英译本）认认真真地读了一遍。那时我的水平当然很低，但阅读之后还是使我一下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它的信奉者，一直到今天。我真不知道当时如果没有申府先生指定这两本书作为参考书，那我将会在什么时候读到它们。

父亲引导学生研读马克思主义，在“一二·九”运动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的文章中也有记载。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蒋南翔，曾经参加了半公开的小型进步读书团体——三三读书会，秘密地阅读华岗编的《中国大革命史》等书，还请父亲悄悄地作辅导报告。父亲不仅为学生作了辅导，还要求参加三三读书会的成员好好研读马列主义的书籍。那时国际法西斯势力日益嚣张，德国希特勒刚刚上台，蒋南翔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在以自由主义学术相标榜的清华大学，张申府先生敢于对学生发表这样的大胆言论，应该说是难能可贵，很不容易的。”

父亲在课堂上所讲的“题外闲谈”，也深深吸引着渴望求知的青年学生。一位听过父亲讲课的学生充满敬佩之情地说：“我顶爱听堂内题外的闲谈，讲时事，讲文学，讲恋爱，讲辩证法，正反合、相反合、相反相成、one - one、one - many、many - one、many - many种种关系，是最饶趣味，这些都是他修养的真心得。每一句话都像一颗结晶的冰糖，回来可以玩味半日。”这些所谓的“题外闲谈”，是结合教学内容和当时国内外的现实，对学生进行的生动教学。这些“闲谈”，从学生身边的事讲起，提高到辩证唯物论去分析、去认识，紧紧扣住学生们的心，使学生们在轻松中受到教益。

1922年德国柏林万赛湖，左起：赵光宸、周恩来、刘清扬、张申府

03、“救亡是人人的责任，是人人的义务”

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935年12月9日，北平的学生走出校园，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游行。

那一天，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参加抗日救亡请愿游行的爱国学生涌上街头。走在前列的是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市立女一中等校的学生。父亲和孙荪荃、姚依林（当时名姚克广）、郭明秋四人，在西单亚北咖啡馆楼上组成一个临时指挥部，看着游行队伍行进。孙荪荃是女一中校长、谭平山的夫人，她思想进步，支持和接近还处于地下的共产党，学生们很拥护她。姚依林是清华大学学生，当时他已经是中共党员，郭明秋是女一中的学生，姚依林和郭明秋都是北平学联的主要负责人。不时有骑自行车跟着游行队伍的学生，把游行的情形告诉他们。

后来据清华大学的学生讲，当局事先已得知学生要请愿游行，清晨即下达戒严令，在一些街道要冲设了岗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城外的学生被阻于西直门外，他们又到了其他的城门，却发现所有的城门都被关闭，还有军警把守。进不了城，学生们无奈只能在城外游行示威，向过往民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一二·九”学生运动唤醒了中国的广大群众，鼓舞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父亲当时曾撰文说：“在大家垂头丧气、忍气吞声，空气万分严重，都感觉着没了办法的时候，徒手的青年是犹可一吼的。由这一吼泄出了多少人压抑多日的郁闷之气。由这一吼表示出中国人并未死尽，至少在青年学生。由这一吼使得救亡的运动遂蓬勃于全国。”父亲呼吁，“救亡是人人的责任，是人人的义务，是人人的权利，是人人都有份儿的”。

12月16日，为抗议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北平又举行了规模更大的游行。学生们高举校旗，打着“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等横幅，一路上群情振奋，口号不断。父亲坐在一辆人力车上，在马路旁边随着游行队伍走。

学生们的游行示威，遭到武装军警的袭击和镇压。父亲坐在人力车上，看见军警拼命追赶一个女学生，这个学生跑进王府井街里路西的一家药铺，军警仍然紧追不放。父亲目睹这一切，立即从车上跳下来，质问那些军警：“她已经走了，还追她干什么？”听到父亲的话，军警马上转过身来，对着父亲恶狠狠地喊起来：“你是干什么的？”父亲说：“我是走路的。”他们看了父亲两眼，没有再说什么，无可奈何地转向别处去了。

“一二一六”的游行，震撼全城，轰动全国，在广大民众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推迟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在此期间，父亲和马叙伦、白鹏飞、黄松龄、杨秀峰、许德珩等教授经常在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聚会，讨论时局，研究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等问题。同时他们在北平文化界积极联络，于1936年1月共同发起成立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父亲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从此，北平文化界的抗日救国活动更加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起来。

1935年夏，在清华大学寓所前的张申府全家合影

04、身陷囹圄 矢志不渝

1936年2月29日清晨，国民党出动大批军警特务包围了清华园，搜捕抗日学生。有的人事先知道消息隐蔽起来，但还是有一些未及躲避的学生被抓捕。

父亲也是在这一天被捕的。前一天晚上，父亲和夫人刘清扬回到城内西城大乘寺家中，一是看看城内情况，二是要和朋友取得联系，准备第二天在城内办完事再搭乘校车回清华园。早晨八九点的时候，父亲出门坐人力车走到离家不远的武定侯胡同时，即被两个穿便衣的人截住。父亲一看知道情况不妙，但是已经无法摆脱。他们问了父亲的姓名后，便说：“市长请你去谈话。”那两个人也坐上一辆车，把父亲带到西单太仆寺街侦缉队第三分队。到了侦缉队，分队长审问父亲，问他是否经常在北京开会等。父亲认为爱国无罪，他参加的都是救亡的活动，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所以如实承认了。侦缉队的人给父亲带上脚镣，把他关在侦探们待的屋子里。

那些抓到父亲的人非常得意，称“抓住了共产党的大头子”，他们还对同伙们炫耀着自己的“功绩”：“我们已经等他几天了”，“我们一直在他住处对面的门口里等着他”。父亲住的大乘寺19号对面院子，有一个很大的门，侦探们就蹲守在里边，可父亲却没发现异常，也没有察觉到他们的跟踪。

当天晚上，父亲听见外面有脚步声和嘈杂声：“我们把‘小铁脚’也抓住了。”后来知道刘清扬也被捕了。

刘清扬早年投身五四运动，是天津学界的领袖，旅欧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虽然脱离了共产党，但仍为抗日救亡而不懈奔波。28日，她和父亲回到城内家中，翌日清晨父亲外出不久，刘清扬也离开家到许德珩家，商谈救亡事宜。在许家吃过午饭后，突然许德珩接到北京大学的电话，说军警已包围北大要逮捕学生和教授，让许外出躲避。许德珩闻讯立即拿了点随身用的东西外出躲避了。

刘清扬离开许家后急于找到父亲，可那时通信不发达，她联系不上父亲，也不知他在哪儿，于是想到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家打电话问问情况。梅贻琦的夫人是刘清扬的老同学。

梅夫人一接电话就告诉刘清扬说军警正在学校捕人，叮嘱她千万不要回清华，并告诉她：“孩子已由隔壁袁复礼夫人接过去了，不必惦念。”刘清扬闻此又赶到东城男青年会门外清华大学校车车站，一直等到下午5时车开动时也未见到父亲。刘清扬随车到了西单车站，还是没有父亲的身影。天色已晚，刘清扬欲回城内家中，不料一进大门，躲在门里的两个侦探一下窜了出来。刘清扬警惕地说：“我是来找人的。”侦探挥挥手：“我们认识你，等了你半天了，进去吧。”就这样，刘清扬也被捕了。

在侦缉队关了一夜的父亲和刘清扬，第二天上午被押解到宣外老墙根侦缉总队后被分别关了起来。他们给父亲带上脚镣，还把他关在木笼里。刘清扬看到后，遂借侦缉总队长自称认识刘清扬的哥哥，又和刘清扬都是回族的关系向他求情并据理力争，才把父亲从木笼里放了出来，但脚镣并没有解下。

之后，父亲和刘清扬又被转到前门内的警察局第三厅，父亲被单独关到一个房间里。知情人说，进这个房间的都是重要的犯人，是预备解走的。果然，关到第11天时，狱警拿来父亲刚进警察局时被他们扣下的钱、眼镜和随身物品，告诉父亲要换到另一个地方去，问这些东西怎么办，要不要送回家。父亲当时已抱定慷慨赴死的决心，遂说：“不必了。”于是，父亲和刘清扬以及若干学生一起被解到安定门内柏林寺后面的陆军监狱（又名军人监狱，俗称炮局子）。解到那儿的人，都是准备十天左右就要处决的。

命悬一线，生死攸关。亲友们全力营救，到处托人想办法。时任平津卫戍司令的宋哲元是冯玉祥的部下，孙荪荃为此专程到南京找到冯玉祥先生，请冯先生从中帮忙斡旋。经过多方活动，加以当局慑于父亲在社会上的威望，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父亲的老友梁漱溟先生也找到宋哲元托情。宋哲元讲，托情不行，你可以看看他。当梁漱溟先生获准看望父亲时，父亲被解掉了脚镣，这时已入狱20天。后来，监视渐渐放松，也允许看四书、圣经之类的书了。

父亲在监狱里不畏强暴，鼓励难友们树立由奋斗到光明的信心，并与被捕的学生一起进行狱中斗争。据王瑶回忆：“张申府给我们学生的印象是很深的。在他被捕之前，我们也听过他在班上大胆的政治言论。但他像我们一样，都被关在狱中。我在狱中只有几天，他好像关了三个月。他家里给他带来了食物和毛毯，他把它们分给我们。有一晚天气很冷，他把他的厚衣盖在我身上，说：‘你年轻，你需要多些……’”

在监狱后期看管比较松的时候，父亲还撰写文章，提倡树立“遂生、大生、美生”的人生观，并同青年难友办了一个小报，取名《监狱生活》。父亲写的《人生的哲学》中的一部分内容，就由一位青年难友写在小报上，供大家传阅。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清华周刊》上。编者在前言中说：“张先生在铁窗中仍不失学者生活，在失掉自由的生活下，不但不消极，而且更对人生有积极的认识与阐述，使盲目生活与犯错误生活者，有所反省与觉悟。”在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营救下，经冯玉祥先生保释，父亲终于5月8日出狱。

出狱后，父亲未及休息就回到清华大学，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然而就在7月初，也就是父亲出狱后教了一个多月课的时候，学校当局突然以一纸信函取消了与父亲的聘约。按照清华大学的规定，教授的聘书两年一发。从1931年起父亲已教了五年。1935年刚发第三次聘书，应该到1937年暑假聘期才满。而且学校还规定，教授教满五年，可享受带薪休假一年，或者出国进修一年。父亲教书整满五年，本来有意赴国外研修，但学校竟单方面取消了一年聘约，而且未讲任何理由，也未多发一分薪金，实际上等于开除了父亲。

其实解聘父亲的理由非常简单，就是因为他在抗日救国活动中表现得太突出了。清华大学政治系的两名教授尤为反对学校与张申府续约，说他是“搞政治的”，不是教哲学的，没有履行好教学责任。

在父亲被学校解聘的同时，学校还开除了一些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闻一多、陈寅恪等著名教授十分同情父亲的遭遇，学生们也反对学校的做法，要求学校收回解聘父亲的成命，并成立了“被处分同学后援会”。1936年7 月25日，《清华暑期周刊》以《同情学运张教授被解聘》为题对此作了报道：本校哲学系张申府先生，同情学生爱国运动，致尝铁窗风味。张教授执教本校五年于兹矣，循往例下年度应休假出国研究。校方催索研究计划时，张先生适在狱中，无法草就，特商诸学校当局，能否因情形，暂缓缴纳该项计划，终于未获照准。开释后，张先生喘息未定，方拟乘休假之便，凑些私人款项偕夫人共往海外研究。不图于7月初，忽得评议会函，大意谓因某种关系，请勿庸尸位素餐。张教授知识广博精深，为国内哲学界有数之人物，今竟弃若敝履。故同学们闻此消息，莫不扼腕。

正值抗日救亡的紧要关头，父亲无暇纠缠于此。他离开清华园后即搬进城内，租了学院胡同甲2号一所比较大的房子，专门从事救国活动。当时北平文化界的一些座谈会和碰头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

随着救亡运动的深入展开，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在原有基础上扩大为北平各界救国联合会。在各界爱国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不久又成立了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绥远、察哈尔七省），父亲作为主要负责人，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父亲晚年谈到这一段经历时曾这样说：“我坐过牢，失去过教授职位，但是我没有后悔我的行为。如果我不是中国人的话，如果我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孔子后人的话，如果我不是我的好朋友熟悉的张申府的话，我便会摆脱尘世事务。”“谁叫我们是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就是要以天下为己任，这是中国读书人历来的责任……”

上世纪70年代，父亲几乎每逢“一二·九”时都要扶杖外出照一张相片。那时家中没有照相机，照相馆照的也多是一寸或两寸的黑白“证件照”。照片上的父亲表情严肃，目光深邃。我当时不解其意，常常问父亲为什么要在“一二·九”时照一张照片，但是父亲并未告诉我答案。

先人已去，逝水流年。父亲穿上大衣、戴好围巾、顶着寒风前往照相馆的情景常常浮现在我眼前，照片背面父亲自题的“‘一二·九’纪念”几字笔力劲健，字迹清晰如昨。难道这一张张照片仅仅是为了纪念那逝去的岁月吗？我仍然没有答案。